“過去我們分析宏觀經濟經常把供給側和需求側對立起來，但實際上，兩者完全可以統一考慮，也就是李克強總理最近在講的，要在供給側和需求側同時發力。”——林毅夫
　　如今全社會都在熱議結構性改革，各行各業也在談本行業內的供給側和需求側改革，究竟這個概念與我們的生活如何息息相關？北京大學結構性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專訪時，重點闡明了關于結構性改革幾個觀點。
　　與國內許多經濟學家不同，林毅夫既目睹了臺灣的經濟起飛，又親歷內地的改革開放，后來在世界銀行擔任首席經濟師兼副行長時，穿梭于西方發達國家和新興經濟體之間。因此，他對中國的研究始終從全球視野出發，既有對發達經濟體透徹的理解，同時又對發展中經濟體的現狀和問題有深刻認識。
　　“這輪經濟下滑主要是外部性、周期性的因素造成。”這一觀點并非主流，但林毅夫堅信不疑，他通過全球橫向的數據對比來說明這一問題。按照這一判斷推導政策，他認為，穩增長需要擺在更重要的位置。
　　近年來，他提了許多對中國經濟的灼見，但不少被外界誤解。如對于未來中國經濟可能保持的增長速度的判斷、強調投資對經濟的拉動作用以及產業政策在經濟轉型升級中的作用等等。在專訪中，林毅夫多次提到，“不要把嬰兒和洗澡水一起倒掉”，即不能因為政府干預可能失敗，就不需要政府發揮作用。
　　他認為，很多對宏觀經濟錯誤的認識被主流經濟學所誤導，而新結構經濟學恰恰是建立在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發展經驗上的新理論，是對過去發展經濟學中的結構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超越。
　　
經濟下行的主要原因是外部性和周期性因素
　　《21世紀》：你對近年來中國大陸的經濟增速下行一直有不同的認識，認為主要原因是外部性和周期性因素，而非內部的體制性因素。
　　林毅夫：對于一個發展中的經濟體，在國內的改革中確實存在許多需要改革的體制性、機制性的因素，但是這輪經濟下行的主要原因是外部性和周期性因素引起的。因為從全球來看，無論是發展成熟的新興經濟體，還是高收入經濟體，也都普遍出現了經濟下行，而且很多國家下行的幅度比中國還要大。比如，巴西2010年的經濟增長速度是7.5%，但是2014年只有0.4%。印度也是一個十億人口以上的大國，2010年的增長速度是10.3%，當時我們是10.6%，基本處于同一個水平，但是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2014年是7.4%，和我們去年7.3%也差不多，而且印度在2012年改變了GDP的統計方法，從而提升了2個百分點的GDP，如果按照過去的方法，實際只有6%左右，比我們還要低。
　　再看一些高收入經濟體，尤其出口比重比較大的經濟體，比如韓國，2010年增長速度是6.5%，2014年也只有3.5%，跌去了一半。臺灣地區2014年是10.8%，2014年也只有3.5%，跌去了三分之一。新加坡現在的人均收入接近6萬美元，比美國的水平還高，2010年增長速度是15.2%，2014年也只有2.9%，下跌幅度比我們還要大。
　　這些經濟體都出現了普遍的經濟下行，而且下滑幅度比我們大，那么總不能說都是我們所講的體制機制、增長方式的問題吧？
　　
解讀：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最新的預測中下調了2015年全球經濟增速，這主要是發達經濟體復蘇并不樂觀，而新興市場國家經濟明顯下滑，甚至俄羅斯、巴西等地區出現了衰頹。在2016年，全球經濟與即將出現緩慢復蘇，但復蘇并不明顯，整體經濟形勢仍然低迷。
　　《21世紀》：那么，全球經濟普遍下行的原因是什么？
　　林毅夫：美國經濟并沒有完全復蘇，過去美國的經濟增長率平均是3%，現在還沒有恢復到3%的水平，而且
　　2016年能不能達到3%也不好說。美國的失業率5.1%雖然與危機前水平相當，但是美國的勞動參與率低了3個百分點左右。因為對勞動者來說，如果一個月不去找工作，就相當于退出了勞動力市場，就不在失業統計里面，但不去找工作的原因是找不到合適的工作，如果把這部分人口計算在內，失業率可能會達到9%、10%，還是高失業率的狀況。從2008年到現在，發達經濟體還沒有進行真正的、必要性的結構性改革。歐洲的情況更不樂觀，美國的情況還是要好一些。
　　從1979年到2014年，中國出口的平均增速是19.4%，但今年前三季度的出口增速卻是-1.8%。2008年以后投資建設的項目現在基本上都建成了，但是國際經濟并沒有恢復，如果沒有新的反周期的投資項目的話，投資速度和經濟增速當然會下滑。
　　
未來中國增長主要靠什么？
　　《21世紀》：既然出口已經成為增長的拖累因素，并且未來外部環境大改善的可能性不大，那么中國增長主要靠什么？
　　林毅夫：從三駕馬車來分析的話，一個是投資，一個是消費。在這兩者中哪一個比較重要呢？過去中國經濟增長主要是投資拉動的，所以現在要轉變為消費拉動經濟增長。我認為，消費確實非常重要，但消費增長的前提是家庭收入不斷提高，而收入的提高依賴于勞動生產率的提升，靠的是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技術創新、產業升級和交易費用不斷下降都需要投資。有效投資會改善我們的總供給，帶來產業結構的不斷升級，同時居民的收入水平也會不斷提高，這樣消費也會提高。過去我們分析宏觀經濟經常把供給側和需求側對立起來，但實際上，兩者完全可以統一考慮，也就是現在李克強總理最近在講的，要在供給側和需求側同時發力。我們不能簡單地把投資等同于凱恩斯主義，不能用發達國家的理論來套國內的政策。
 　　
解讀：
　　在大宗商品需求和價格出現下降的背景下，不少地區出口遭受重創，不僅僅出現在新興市場，也出現在發達國家。不少國家為了提振經濟和解決本國就業問題，提出制造業回歸等政策，這也造成出口壓力。
　　全球經濟似乎進入“死循環”，為了突破，多數國家都在進行改革，特別是結構性改革，以改變目前的增長驅動力。除了改革則是技術創新，創造出新的消費需求。
　　《21世紀》：未來重要的投資增長的空間在哪里？
　　林毅夫：總的來說，主要是四個領域：產業升級、基礎設施建設、環保和城鎮化。雖然現在我們有不少產業出現了產能過剩，比如鋼筋、水泥、平板玻璃等，但都是中低端產業，可以往中高端升級。2014年，我們進口的制造業產品就達到1.3萬億美元，這些大多是附加價值較高的產業，這是非常好的投資機會。
　　這些領域的投資能夠提高生產力水平，降低交易費用。這也是我們和發達國家不一樣的地方，發達國家不容易找到高經濟回報的投資領域。而且，從負債水平來看，我們的負債率遠比一般的發達國家低，民間儲蓄、外匯儲備規模龐大，因此關鍵是如何把這些有利的機會結合起來運用，改善我們供給結構和產業結構。這些條件用得好的話，我們達到6.5%以上的經濟增長完全有可能。
 　　
解讀：
　　“十二五”期間，總計獎金萬億元的投資用于治理大氣污染；而根據環保部最新的官方說法，“十三五”期間，環保總投資將超過17萬億元。治理投入明顯翻倍，我們期待實際效果。
　　
產業政策應主要是降低交易費用
　　《21世紀》：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上提出了“產業政策要準”，這也是以往沒有提過的。在你看來，未來中國的產業政策應該怎么走？
　　林毅夫：我們現在的人均GDP只有7000多美元，這代表了我們的勞動生產率水平，和發達國家還有很大的差異。那么，我們的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就還有很多的空間。
　　我把我們的產業分為五種類型，我們應當根據不同的產業類型施以相應的政策措施：
　　第一類是處于世界前沿水平的產業，比如家電行業，需要通過自主研發進行產品技術創新，以保持世界領先。第二類是勞動密集型的產業，這些領域的優勢已逐漸喪失，絕大多數加工企業可能要轉移到海外工資水平比較低的地區去設廠，將GDP變成GNP。少數企業要轉向建立自己的銷售渠道，打造品牌，并加強對研發的投入。一些產能過剩的行業，在其他國家需求還很好，也需要幫忙轉移出去。第三類是處于追趕階段的傳統產業，中國與發達國家的差異依然很大，可以繼續采取技術引進、消化、吸收和再創新的戰略。第四類是手機、互聯網等新產業，研發周期特別短，資金需求不多，可以采取彎道超車的辦法，利用我國的優勢，與發達國家直接競爭。第五類是資本投入特別大、研發周期非常長，且關系到國防安全的戰略產業，需要政府財政直接提供支持。
　　《21世紀》：中國的產業政策經常會出現中央一鼓勵、地方一窩蜂的重復建設情況，而且很多是為了獲得政府的補貼。如何避免這種情況出現？
　　林毅夫：我談的是產業政策從來不談補貼，我談的是因勢利導。政府要做的是降低交易費用，如基礎設施建設、人力資本培育、金融環境和法治環境改善。如何避免一窩蜂的現象出現呢？首先，各種要素價格要反映要素的稀缺性，這才能反映比較優勢所在。第二點就是對第一個吃螃蟹的人給予外部性補償。
　　政府為什么要給第一個吃螃蟹的人外部補償呢？因為一般發達國家都有比較好的專利保護，但是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并沒有很好的專利保護，因為它還處于技術引進和吸收的過程之中。因此，在發展中國家，如果企業創新成功了，也沒有壟斷利潤，很多模仿者就會跟進來，成功的好處大家共享。但是失敗的話，風險就全是自己的。但是如果沒有第一個吃螃蟹的人，怎么有產業升級呢？我們看到，沒有一個成功的國家沒有政府的因勢利導。華盛頓共識以后，拉美最成功的國家是智利，但是智利有三十年沒有新的產業，因為沒有新的產業，勞動生產率沒法提高，勞動者收入也沒辦法得到提高。
　　我提的給予外部性補償也就是幾減幾免而已，這種補償是在企業有盈利以后，對公司所得稅的優惠，這是相當有限的，除此之外并沒有金融的補貼。
　　政府干預確實可能造成失敗，但不能說因為政府干預有失敗，就不要政府，這是把嬰兒和洗澡水一起倒掉。因為如果政府不發揮作用，就必然會失敗。

21世紀經濟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