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不盡快進行實質性的、制度性的、深層次的市場化改革，中國經濟持續快速下滑的劣勢很難止住。隨著經濟下行壓力增大，出現大批民營企業倒閉潮和銀行壞賬，乃至廣東、浙江、江蘇、福建、山東這些民營經濟發達、經濟增速一直很高的地區都是如此。根據《每日經濟新聞》對公開報道的不完全梳理，今年以來珠三角地區有76家企業關門，其中東莞占27家，比例超過關門企業總數的1/3。中國制造業也許正面臨繼2008年以來的第二次大規模企業倒閉潮。
現代市場經濟制度對中國而言依然是不可替代的，其建立健全需要在政府、市場和社會這樣一個三位一體有機耦合的整體框架下完成，在合理界定和厘清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的治理邊界方面需要有明顯的改革進度。制度是關鍵，是根本。
現在國內外都很關心中國經濟轉型過程中的增長下滑問題。說實話，當前中國經濟形勢很不樂觀。許多機構，包括我們上海財經大學高等研究院年中宏觀經濟分析所做出的預測，結果都顯示今年保7的難度很大，并且會伴隨PPI持續下行，通縮風險抬頭。由于要素邊際收益遞減規律，中國經濟增長的中樞已經下移，但不應該像現在這樣下滑得這么快，弄得不好會引發連鎖反應的惡果，會危及政治經濟社會的穩定。
我的一個基本判斷是：如不盡快進行實質性的、制度性的、深層次的市場化改革，中國經濟持續快速下滑的劣勢很難止住。隨著經濟下行壓力增大，出現大批民營企業倒閉潮和銀行壞賬，乃至廣東、浙江、江蘇、福建、山東這些民營經濟發達、經濟增速一直很高的地區都是如此。根據《每日經濟新聞》對公開報道的不完全梳理，今年以來珠三角地區有76家企業關門，其中東莞占27家，比例超過關門企業總數的1/3。中國制造業也許正面臨繼2008年以來的第二次大規模企業倒閉潮。
盡管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倒閉尤其是中小企業的破產倒閉并不鮮見，但是與經濟增長持續大幅下滑一掛鉤，問題就會放大，極其不尋常。目前，實體經濟增長減緩和企業批量倒閉疊加效應正在向銀行業加速傳導，銀行不良資產風險有擴大的趨勢。據《財經》最新報道，截至今年三季度末，中國16家上市銀行不良貸款余額為9080億元，比2014年末增長了近三成，不良貸款率全線急速上升。尤其是許多產能過剩行業的企業債務負擔沉重，杠桿率加速攀升。如果應對不當，更大的風暴可能還在后面。
同時，與上世紀90年代國有企業大量倒閉和工人下崗還有政府兜著不同，這一輪倒閉潮是民營企業批量倒閉，大量農民工返鄉，形成了“逆城鎮化”現象，其中很多人又成為新的失業者或重新回到農地耕作，而國家的失業救濟社會保障制度基本還沒有建立健全，如果處理不好，基本的生存權都沒有保障，就會帶來一系列嚴重的政治經濟社會方面的問題。
面對經濟困局首先要破除認識上的誤區
對前面提及的問題，許多人卻很不以為然，有許多似是而非的觀點和誤區。這里僅舉幾例。
1.將中國經濟的增速和發達國家的增速進行簡單類比，從而將危機當成成績。不少人認為，中國增速哪怕低到6%以下也很不錯，仍然要比發達國家如美國現在2%或3%的經濟增速高多了。其實，這是一種盲目的自信，不僅沒有憂患意識，反而將危機當作成就而洋洋自得。殊不知，這種將不同發展階段（就像年輕人長身體階段和已經成熟的成年人階段）放在一起的簡單類比是很有問題的，弄不好是會誤國的。也可以用衛星來做比喻，發達國家的經濟就像已經進入預定軌道環繞飛行的衛星，雖然也會受經濟周期和技術進步所帶來的結構調整的影響而有所波動，但總體已經基本處于平衡增長軌道。中國則不同，作為一個仍處于發展中的經濟體，就像一個處于騰空上升階段的衛星一樣，還需要一定的速度保障，否則動力不足，就可能不僅達不到預定目標軌道，弄得不好，也可能像火箭發射失敗落地一樣導致政治不穩、經濟衰退、社會失衡，出現災難性后果。
2.將現有農村土地制度和國企這些生產性行業或單位當成變相的社會救濟制度和保障制度而鼓吹，從而認為國企好，民企靠不住。現在許多人，包括一些政府部門可能也是這么想的，將現有的農村土地制度作為失業農民工的一種救濟制度的替代，但這恐怕是世界上最差的社會保障救濟制度，將一個關系到民生的生產行業當成本應由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的替代，這是既沒有考慮到效率（這種無法形成規模經濟的現有土地制度使得中國農產品生產成本持續上升導致價格不斷上升，導致中外糧食價格懸殊，超出50%以上），更沒有考慮到對農民的公平，是政府職能錯位、缺位的表現。政府的基本職能就是維護和服務，這顯然是政府失職的表現。
此外，我們也看到許多國有企業以降低效率為代價利用政府的補貼或壟斷利潤進行所謂的“穩就業”。特別是很多傳統工業企業雖然庫存高企、產銷下降、開工率不足，但并未裁員，而是通過減少薪水、無薪休假、縮減工時、在職培訓、推遲入職等將顯性失業轉化為隱性失業。地方政府有很強的動力去遏制顯性失業。這種將本應注重效率的生產行業當成社會保障制度的替代，對低效國企進行補貼，其實是政府職能越位和錯位的表現。
更嚴重的是，這種為國有企業所謂的“穩就業”向政府表功、邀功和民營企業的“倒閉潮”，容易給人們帶來一種錯覺，錯誤地認為還是國有企業好，民營企業靠不住，從而否定過去三十多年讓經濟大發展的民營化改革方向。其實，事實勝于雄辯，從今年的經濟數據來看，恰恰是那些國有經濟比重越大的地方，經濟受到的沖擊越大，增長下滑越嚴重，如東北幾個省份。
3.認為當前出現的許多問題是改革惹的禍，從而認為往回走，否定改革也是改革。現在很多人都號稱要反思改革，借改革中出現的這樣那樣的問題，懷疑甚至否定改革開放的正確大方向，將經濟問題上綱上線到階級斗爭、政治層面和意識形態方面的問題，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盛行，對改革方向及深化改革形成了極大的干擾。
由于這些誤區和錯誤的看法，現在從上到下對于改革還沒有完全形成共識和內在動力機制，所以就出現了“上面猛加油門，中層掛空擋，下面頻踩剎車”的現象。并且，一旦遇到問題，政府就想到或仍采用政府主導的方式去解決，其負面作用很大。不讓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中國面臨的就仍然是一個發展型的政府，仍然會一如既往地出現“重政府輕市場、重國富輕民富、重發展輕服務”的“三重三輕”現象。實際上，改革越往后推，代價越大，難度也越大。并且，創新驅動不是靠喊口號就能實現的，需要實實在在的市場化改革。
轉型和制度性改革滯后是增長大幅下滑的肇因
面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大幅下滑，如果不找出問題的內在根源，不分析深層次的內在原因，僅僅只是指出問題的表象和我們需要做什么，而不是試圖從根源上去找原因，從制度層面上去解決問題，那么很容易采用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方式去解決問題，治標不治本。因而，更重要的問題應該是怎么改、誰去做、怎么做的問題。任何指望國企，相信國企能搞好，政府深度介入的民企和經濟也能弄好的想法都是一廂情愿，這樣的頂層設計從長遠看，是達不到長治久安這一既定目標的。我已經研究國企改革二十多年，早在二十年前我就研究清楚，即使混合所有制也只是次優，是過渡性制度安排，它不能從根本上同時解決國企的效率低下、貪腐猖獗、擠壓民企、不利于創新及造成社會不公這五大弊端。
所以，無論提法多美好，無論是需求側還是現在熱門的供給側，還是要看最基本的，也就是說，方向性、原則性、制度性安排。首先需要明確的：是讓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還是讓政府發揮決定性或主要作用？是讓國有企業發揮主導作用，還是讓民營經濟發揮主體作用？如果在這些根本性問題方面都沒有弄明白，就會在改革的具體措施、政策的具體制定等方面發生重大偏差，很難從根源上阻止經濟繼續下滑，最終導致改革失敗。
當前中國經濟下行有一定周期性的原因，但更多還是自身經濟結構的問題。除了這兩個原因，中國更面臨發展驅動和經濟體制雙轉型滯后的問題。發展驅動轉型滯后是指從要素驅動向效率驅動乃至創新驅動的轉型滯后，這一轉型基本上是所有經濟體必須經歷的，但這個轉型是內生的，還是要歸結到體制轉型滯后上來，因為制度才是根本，中國向現代市場經濟體制轉型的滯后才是導致中國實際經濟增長低于潛在經濟增長更為關鍵的根源因素。
如我和合作者發表于最新一期《中共中央黨校學報》的“新階段中國經濟的發展驅動轉型與制度治理建設”所敘述的那樣，追趕式經濟發展方式已經明顯不再具有可持續性，當前經濟下滑主要是由下列五重原因的疊加造成的：（1）要素驅動紅利衰減；（2）政府主導動力枯竭，特別是地方政府龐大的土地財政和土地抵押債務不具有可持續性，同時導致政府的發展屬性過強，公共服務功能欠缺，使居民消費意愿和消費能力不足，無法拉動內需；（3）國企產能過剩擠壓民營經濟，資金繼續流向了本來就充裕的國有企業，其后果就是重復投資、無效投資的不斷累積（現在許多行業庫存都超出30%），導致經濟嚴重乏力，造血機制不足。試圖通過財政政策進一步給國企輸血來解決經濟下滑的舉措只可能導致進一步的產能過剩；（4）政府施政過程中出現的嚴重不作為的問題；（5）對于“新常態”的理解偏差，本應該在提高市場效率與社會公平正義安定有序治理方面要有新作為，而不是將經濟持續大幅下滑當作新常態。
可以看出，所有這五重原因的背后都是市場化改革不夠深入，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之間的治理邊界不夠合理，市場經濟制度不夠完善造成的。如不進行深層次的制度性方面的市場化改革，導致經濟增長持續大幅下滑的這五重因素就不可能得到根本性的解決。
因此，轉型發展和深化改革需要同時兼顧發展和治理兩大邏輯，正確理解它們之間的內在辯證關系：發展的邏輯主要是提升一個國家的硬實力，而治理的邏輯則注重軟實力方面的建設，當然是多方面的治理，包括政府和市場的治理制度、社會公平公正、文化、價值觀等方面的建設。這樣，無論是發展邏輯還是治理邏輯都需要加快深入進行理順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之間治理邊界的制度性和結構性改革，消除不利于企業創業創新和擠壓民營經濟的制度性障礙，真正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這是中國順利從要素驅動向效率驅動乃至創新驅動轉變，跨越潛在“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所在。同時，如不從制度上根本解決，過去的經驗告訴我們，腐敗依然會死灰復燃。反腐的根本出路還是在于進一步推進市場化改革和民營化進程，通過合理界定政府治理邊界讓官員沒有機會貪，通過法治讓官員不能貪，通過問責和社會監督讓官員不敢貪，否則不可能根治。
從經濟學基準點出發深化制度改革
那么，如何深化制度改革呢？其實我們做任何事都是相對而言的，因此必須有一個基準點或參照系作為比較，否則無從著手。中國下一步推進深層次市場化變革，也要從經濟學的基準點和參照系說起，違反經濟學常識，改革只有失敗。現代經濟理論以理想經濟環境為基準點，以自由競爭市場為參照系，嚴格給出了市場導致有效配置從而成其為好的市場經濟的前提條件，而這些前提條件正好指明了改革的長遠取向，從而起到明道、指明方向的前瞻性指導作用，通過理論指導改革、變革及創新來促使現實經濟運行不斷向理想狀態逼近。
當然，在現實經濟中市場也不是孤立存在的，它要運行良好及向理想狀態逼近，還需要政府、市場與社會各歸其位這樣一個國家治理三維結構能夠實現有效的耦合和整合才行，為此需要合理界定和厘清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的邊界。這就涉及兩個層次的問題：
第一個層次是治理邊界的界定。我們首先要知道政府與市場及社會之間的合理邊界在哪里。市場有效和社會規范的必要條件是需要一個有限而定位恰當的有效政府。其原則就是，市場能做的讓市場去做，市場不能做或做不好的政府才去做。歸納起來，政府的基本作用就是兩條、四個字：維護、服務。例如，前面提到的基本社會救濟制度就屬于服務的范疇，中國做得還很不夠。
第二個層次是主次之分。誰是關鍵？答案是制度。我們一旦知道它們之間的邊界后，還需要厘清。那么，誰去厘清呢？由于政府是主體，市場是客體，社會也是客體，從而當然也就是要靠作為主體的政府去做，去厘清。但政府、市場和社會，三者正好對應一個經濟體的治理、激勵和社會規范三個基本安排。那么，誰能規范主體，也就是政府的定位呢？法治。這樣，法規治理是最關鍵、最根本的，它奠定了最基本的制度環境，具有極強的正負外部性，決定了政府定位是否適度，從而決定了市場激勵機制的效果和社會規范形成的好壞。人們可能會問，政府及其部門愿意去限制自己的權力嗎？一般來說，當然不愿意去限制自己的權力，因此在中國現有國體之下，需要對權力進行劃分，行政部門、立法部門和執法部門要各司其職。
總而言之，最基本的治理制度是關鍵，是決定性的，只有從規范、制約和監督政府權力的制度、法治和公民社會這三個維度的綜合治理著手，合理界定好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的治理邊界，同時解決好效率和社會公平正義的問題，才能根除腐敗和行賄受賄現象，建立起健康的政府、市場、社會、企業及個人關系，實現良性互動，唯其如此，政府方才可以不斷通過法律法規的制定及執行，強化市場方的效率、效能。
此外，在這樣一個總的制度變革方向之下，我們還需要在一些具體的市場化改革領域有所突破。市場化改革千頭萬緒，針對前面所提到的問題及現實中存在的種種認識上的誤區，我們認為下一步在一些關鍵領域的改革方向至少有三——民營經濟主體化、金融市場自由化、土地要素市場化。這三點其實也都跟政府與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究竟應該分別發揮怎樣的作用這條主線有關。這方面的詳細討論，見我和合作者的文章，這里不再敘述。
最后，總結一下我的發言。中國經濟增長大幅下滑，影響因素很多，包括一定的外部因素，但深層次因素是自身內部的體制轉型滯后造成的，對其顯性和潛在負面效應不能掉以輕心。只有深化市場化方面的根本性制度改革，才有可能解決增長與轉型的兩難。現代市場經濟制度對中國而言依然是不可替代的，其建立健全需要在政府、市場和社會這樣一個三位一體有機耦合的整體框架下完成，在合理界定和厘清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的治理邊界方面需要有明顯的改革進度，可以在民營經濟、金融市場、土地要素為深化改革切入點，轉化產生出新的經濟增長動力。
制度是關鍵，是根本。只有深化市場化及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方面的制度改革，才能真正推動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和國家的長治久安！
搜狐財經 文/田國強 上海財經大學經濟學院院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