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銀行業協會首席經濟學家、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所研究員巴曙松認為,2016年中國經濟整體會呈現“宏觀趨穩,微觀分化”的態勢,在宏觀經濟穩定的情況下,由于金融體系的倒逼,去產能及去杠桿的過程可能會加速。
巴曙松認為,這一輪的產能過剩,跟1997年、1998年相比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特點,就是產能過剩主要集中在上游產業,上游的資本密集型行業的去產能往往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而1998年主要是一些下游產業產能過剩,比如紡織,相對來說,它去產能的難度相對要低一些。但在成功應對這些挑戰后,整個經濟會有一個相對寬松的環境,支持有活力的新經濟發展。
第一財經日報:您對2016年的經濟情況是如何評估的?
巴曙松:我覺得總體可以用八個字來形容:宏觀趨穩,微觀分化。宏觀趨穩的意思就是,從應對金融危機以來,你可以看到中國經濟經歷了一個比較大幅度的波動,從2007年、2008年的高點,在金融危機的沖擊下,迅速地回落,到2009年沖擊到一個低點,緊接著中國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應對措施,“四萬億”的應對措施帶動經濟從2009年初迅速地上升,到2010年一季度上升到一個階段性的高點,達到了12%左右的高度。
隨后刺激力度逐步地退出,這樣經濟增長就慢慢回落,到2013年下半年,可以看到中國經濟的季度增長波動值大幅地減小,變成一個很小幅度的波動,季度和季度之間的增加值波幅差不多就是0.1至0.2個點,這是一個宏觀趨穩的情況。
所以從目前看,2016年的整個宏觀經濟增長可能還是在窄幅的區間內波動,而且我們也沒有看到一個多么悲觀的力量能夠把經濟再往下降到很低,但是也沒有一個很大的把經濟再往上突破的扭轉力量,這個過程實際上就是一個經濟增長動力轉換的過程。
可能原來靠出口、靠投資帶動,現在開始要轉型,所以表現在不同微觀的行業和地區上,就是微觀的分化非常的顯著。一些被稱作“傳統經濟”,或者“舊經濟”,比如采礦、采掘業、產能過剩的上游的制造業,還在持續收縮。
但是與此相對應的,一些新興的產業,比如電子商務、養老醫療、健康、環保、服務業持續地在上升。實際上這是一個宏觀在逐步趨穩、窄幅波動的大背景下,微觀出現的分化。
這種分化也表現在其它的行業,比如房地產。房地產在一二線城市現在逐步趨于活躍,一線城市又開始出現“地王”,但三四線庫存非常大,以房地產的去化率來說,一線城市降到6至7個月,二線城市已經到差不多11至12個月,已經大致上可以接受,但是三四線城市還是在20多個月,所以這種分化其實背后是經濟結構、經濟增長動力、經濟運行方式出現轉變。所以如果說要對2016經濟展望,我覺得用“宏觀趨穩、微觀分化”來做一個總結比較合適。
日報:那2016年的經濟會呈現什么樣的特點?
巴曙松:在2015年窄幅波動特點的基礎上,2016年有一個很重要的特點,就是去產能和去杠桿要加快速度。比如說去產能,我們這一輪的產能過剩,跟1997年、1998年相比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特點,1997年、1998年主要是一些下游產業產能過剩,比如紡織,相對來說,它去產能的難度相對要低一些,現在的去產能難度更大。
這一次產能過剩主要集中在上游產業,上游的資本密集型行業的去產能往往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比如說鋼鐵行業,但是總體來看,我覺得去產能的進展在2016年會加速,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直接推動力就是金融體系一定程度的倒逼。
如果前幾年這些產能過剩的行業還能夠從銀行或者銀行之外的其他融資渠道獲得資金的支持,現在看起來各個方面對產能過剩行業越來越謹慎,所以他們龐大的負債和產能過剩在2016年必須要加快消化。
現在我們所說的“僵尸企業”,它實際用的金融資源所產生的收益還不足以覆蓋資金成本,不僅導致它本身運行的沒有效率,也拖累整個行業在去產能進展上緩慢。所以你只有清理掉這些過剩的產能,才能夠使產業達到一個大致的平衡,新的一輪周期的啟動才有堅實的基礎。
去杠桿也是這樣,從金融的角度來說,大家經常很困惑,銀行間資金并不緊張,但為什么很多實體經濟,特別是一些有活力的中小企業還是覺得拿不到資金或者成本很高呢?其中很大程度上是被高杠桿的企業占有,所以通過去產能、去杠桿,清除一部分“僵尸企業”就能騰出一部分金融資源來支持有活力的經濟中的新經濟。這一輪調整可能是非常大的一個調整,但是把這個挑戰成功應對之后,我們的轉型才相對有一個寬松的環境。
如果說2016年跟2015年比有什么更值得關注的,除了在宏觀趨穩、微觀分化的基礎上,我覺得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去產能、去杠桿會加速,這樣就使得個別的季度增長的壓力會適當地加大。但是這并不是說經濟增長沒有新的動力,而是經濟資源從“僵尸企業”轉移出來到一些新的產業必須要經過這樣的階段,所以在去產能、去杠桿的過程中可能并購重組會非常活躍,它是金融推動產業重組的非常重要的一個表現方式。
日報:那么在轉型中需要注意些什么?
巴曙松:2016年如果要加速處置過剩產能和高杠桿,可能在整體宏觀經濟增長波幅比較小的背景下,經濟增長速度可能會比2015年還要稍緩一些。但是我覺得這不是問題的關鍵,問題的關鍵還是要關注微觀的健康。
如果增長速度慢下來了,但在產能消化、杠桿降下來之后,我們的微觀企業找到了新的商業模式、新的技術發展、創新路徑等,或者它的高運行成本降下來了,使得這些企業能夠盈利,微觀運行的健康是觀察新常態調整是否到位的一個主要指標。
至于宏觀增長速度回落到什么區間,我覺得是第二位的。從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翻兩番的任務目標看,我個人覺得6.5%的增長速度它實際上還是具有下行的參考價值的。如果個別季度增長速度真低于這個水平,可以適當地加大周期應對的力度,實際上增長空間還是比較大的。
比如中國的城市化率跟發達國家比并不算高,同樣中國從杠桿率的水平來看,相對來說,有地方政府和部分三四線城市的房地產企業,或者是上游的大型企業杠桿率很高,但是跟發達國家比,我們的居民部門、中央政府加上比如說我們銀行的金融機構杠桿率并不高。
所以可能在去杠桿的過程中其實伴隨著一定程度的轉杠桿,比如把地方政府杠桿轉移到中央政府,再比如可能是有的行業它是杠桿收縮,但是可能居民部門是一個杠桿適當的增加,這樣使得在去杠桿的過程中,整個市場的表現會比較平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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