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的第一個工作日，北風起，霾漸散，天轉晴。
生活在北京的人們習慣了從擁堵中開始平淡的一天，路永遠是稀缺品，以至于“用時間換空間”的戲碼在這座城市反復上演。而幾天前，同樣急于尋路的中國經濟，剛剛從紀年上告別了這個異常凜冽的寒冬，繼續在冰轍上艱難蛇行。沒人能精確斷言，下一個春天何時降臨。
這一天是1月4日，熱衷于新聞的人們發現，惜字如金的《人民日報》頭版、二版上，再次出現了冠以“權威人士”的解讀文章，而上次人們見到這些字眼，還是在去年春天。那時第一季度剛剛過完，中國經濟正在回落到一個讓人“不難受”的速度上——7%，創2009年金融危機以來同期最低，但并未滑出當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的合理區間。權威人士及時現身，并五問中國經濟，在他看來，7%是個既有“面子”又有“里子”的增長數字。
而在數字之外，微觀中國的經濟圖景炎涼不均。
最顯著的是尚未感受到資本寒意的新經濟。互聯網交易正以每秒數億筆的比特量級，不停撞擊實體商業破舊的城墻，阿里研究院院長高紅冰說，這只是整個經濟版圖“二維化”的開始。新能源則在小心翼翼地尋找連接用戶的新入口——汽車，見證過光伏泡沫后，它們不再幻想獨自挑戰強大的壟斷對手；機器人率先落地并異軍突起，迅速成為企業界和政府的寵兒，全然忘了早年富士康的郭臺銘對“機器替代人”的冰冷預言……這是現實的A面。
現實的B面——圍城之內，被稱為舊動能的傳統勢力正在喘息。產能過剩如幽靈般揮之不去，鋼鐵、煤炭、有色、石化無一幸免，幾乎全行業掙扎在虧損邊緣。房地產庫存一再刷新峰值，二三線城市的市長們開始為遍布郊區的空房子發愁，并默默承受土地無法繼續變現的后果。看似風光的銀行業被互聯網撬開了一個口子，已然身體虛弱的它們正在快速逼近風險警戒線；而資本市場即將享受短暫牛市的最后一次狂歡。
2015年，中國經濟的焦點在新舊之間反復切換，躁動不安。
“五問中國經濟”的8個月后，已是新的一年。觀察者發現，再度現身時，權威人士的視線已然收窄聚焦。
在這篇名為“七問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解讀文章中，權威人士直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拖不得、等不起，否則“病情”會越來越嚴重，窗口期不是無休止的，問題不會等我們，機遇更不會等我們。
而細心的人們留意到，在眾多口語化的表述中，一個似乎早已為人忘卻的年份被多次提及，那是在上世紀90年代末，確切地說，是1998年。
權威人士說，1998年我們也面臨外需低迷、內需不足、產能過剩的困境，當時頂住壓力，紡織業實行大規模限產壓錠，才有了后來經濟的強勁增長，才有了今天綜合國力的持續增強；“相比上世紀90年代，現在我國的實力相當雄厚，經濟發展基本面好，新動力正在強化，新業態不斷出現，前景是光明的，經濟不會出現斷崖式下跌”。
歷史無從假設。否則，若干年后回望現在，是否正如我們回望1998年所看到的，中國兩代決策者們的思考和行動已然殊途同歸？
1998年是另一個躁動不安之年。
經濟數據的異樣首先出現在統計局官員的視野。剛剛過去的1997年第四季度，中國經濟突然下滑，不僅致使全年增長8.8%，明顯低于上一年的9.7%，最顯著的是，通貨膨脹率從8.3%驟降至0.8%。“軟著陸”不到一年，中國經濟剛從兩位數的高通脹中走出，眼看要轉入平穩軌道，卻又要面對通縮“脫軌”的風險。
決策者很快找到了問題的來源。中國的外貿管理部門沒有預見到東南亞金融危機的糟糕程度，樂觀情緒在出口外貿領域過度蔓延，他們甚至把1998年的外需增長預期定為10%。在接下來的三年間，負增長成為常態，這份樂觀明顯徹底地失敗了。
2016年1月6日，已旅居海外的原中國社科院經濟所研究員袁鋼明對經濟觀察報說，這是當年必須面對的新問題，經濟從高熱變成了平穩后，馬上進入了急劇的下滑。從外部因素來看，東南亞金融危機沖擊很大，外貿由高增長變成了負增長，而且資本外流，這個情況和中國近些年一樣，或許比現在厲害得多。
外貿乏力，內需的啟動同樣生不逢時。那些年，決策者一直在推動住房貨幣化、社會保障市場化和教育有償化政策，企業家和商場也忙于價格戰，期望從消費者手中掏出真金白銀。然而，對于當時人均收入不過700多美元的中國國民來說，即便按照世行標準，也僅僅處于中下收入水平的最低限。
而且，中國的城市化率當時只達到30%，農村收入和消費水平只相當于城市的1/3，居民儲蓄率連續數年在30％上下浮動，且呈逐年遞減趨勢。鼓勵消費、啟動內需的政策落至民間時，似乎已有心而無力。
經濟則隨時可能進一步惡化。根據宏觀監測預警系統，到1997年底，經濟運行已處在“正常”與“偏冷”區間交界處，客觀上存在繼續減緩的慣性。
經濟學家們紛紛開出藥方。以吳敬璉、劉國光為代表的經濟學家主張繼續從緊，以厲以寧、董輔為代表的另一批經濟學家則認為經濟已經偏冷，主張放松銀根，還有人提出要擴大基建投資刺激需求。因《交鋒》一書名噪一時的財經作家凌志軍曾在一篇文章里寫到，“當物價下降和企業流動資金緊張、投資下滑的情況同時出現時，經濟學界的分歧開始明顯。”
這是中國成功實現“軟著陸”的第三年。
1998年3月的北京，乍暖還寒。但在決策者看來，比氣候更難把握的是中國經濟的體溫。究竟應該防過冷還是防過熱？經濟增速需不需要保住下限？繼續前行的路經何在？一系列選擇擺在了剛剛履新的時任國務院總理朱镕基面前。“保8”作為一個經濟時代開始的標志，正是在那種特殊境況下被提出來的。盡管如此，決策層仍對1993年以來的經濟過熱心有余悸。
在擔任總理后召開的國務院第一次全體會議上，朱镕基明確表態，初步估計，8%經過努力可以達到，但是有兩件事情是千萬不能做的：第一是銀行放松銀根，生產積壓產品，那等于“自殺”，再一個是搞大干快上，搞重復建設。
那么，除此之外，中國經濟還有其他的選項嗎？
邱曉華對1998年這段經濟史記憶猶新。
從1993年就開始擔任國家統計局總經濟師，后來又赴安徽省掛職省長助理的經歷，讓他深刻體察到了中國經濟的沉重病體和微觀痛處。
他在當年的一項調查中發現，全國范圍內有96%左右的工業消費品處于供過于求或供需平衡狀態；六成以上的企業反映生產資料供過于求；加工工業中生產能力利用不足50%的企業在三分之一以上。38萬戶獨立核算工業企業的產成品資金占用超過6000億，其中非正常占用近2000億。
1993年以來的“大干快上”和投資風潮，在經濟“踩剎車”后病灶盡顯，產能過剩便是其中的典型一例。問題是：藥方在哪里？
邱曉華在次年出版的《九十年代的中國經濟》一書中回憶到，對帶動今后經濟增長的新成長點問題，各方面曾進行了廣泛的討論。綜合來看，大致存在三種觀點：一是繼續擴大貸款規模、增加投資，以總量擴張求得經濟發展；二是以開拓市場為中心，以市場啟動帶動經濟增長；三是進行資產重組，以結構調整獲得經濟增長。
在他看來，第一種思路，雖然在具體政策操作上相對比較容易，短期內也可以刺激經濟較快發展，但長期必然導致金融體系難以承受、財政狀況入不敷出，由此，通脹風險勢必卷土重來。第二種思路則受制于居民購買力和外貿環境的變化，短期內難有明顯進展。而第三種思路是國際經濟發展的大趨勢，也是順應經濟結構調整和國際產業轉移的可取之路。
因此，在公開發言時，邱曉華不遺余力地推崇后兩者，特別是第三條。
巧合的是，這種觀點在當時的國際社會頗為流行。
1998年6月26日，美國前財政部長魯賓在當地會見朱镕基時，就曾談到經濟增長率的問題。他說，中國的信譽現在很好，即使發展速度只有5％～6%，也不會對你們有多大影響，關鍵是看你們采取什么措施，如何處理好眼前利益和長遠利益的關系，“國際社會最為關注的是你們能不能繼續堅持改革路線”。
魯賓所說的“改革”，中國的決策者們很早就意識到了。
這項名為“國企改革”的浩大工程，實際上從1978年開始，已經持續了數十年。但正如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袁東明所說，“改革都是逼出來的，只有當不改革的風險大于改革風險的時候，改革才會成為必然的選擇。”
當中國的決策者不去主動選擇時，市場就會代替決策者們去選擇。顯然，隨之而來的懲罰也是殘酷的。
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截至1997年年底，全國31個省（區、市）的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企業盈虧相抵之后，有12個省（區、市）為凈虧損。從行業狀況細分看，多個行業部門虧損嚴重，其中紡織、煤炭、有色、軍工、建材為全行業虧損。
以煤炭行業為例，1997年這個行業有國有大中型企業170戶，總計實現利潤不過4億元。其中，盈利企業108戶，虧損企業62戶，虧損面為36.5%。
親歷者的觀察更為觸目驚心。原國資委副主任、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邵寧在《國有企業改革實錄》一書中寫到，由于其他所有制企業快速發展和市場競爭日趨激烈，國有企業已在競爭中處于明顯下風。1997年，國有獨立核算工業企業中虧損企業的虧損額達到831億元，比1987年上升了12倍；盈虧相抵后實現的利潤只有428億元，比1987年下降了42%。
虧損的源頭不僅來自市場。據國務院減負辦1997年的調查，國有工業企業各種不合理負擔在500-600億元左右，占實現利稅的20%，超過調查企業當年實現的利潤額。政企不分的遺禍顯而易見。邵寧認為，按當時的趨勢發展下去，中國的國有企業將是一個全面瓦解和潰敗的形勢。
多米諾骨牌的下一站將是銀行。當時國企的虧損已經通過貸款，逐漸蔓延到剛剛建立企業制度的商業銀行群體，風險開始滲透進整個金融體系。官方認可的數據稱，1998年國有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高達33%，已接近破產邊緣；其中，四大國有銀行在1997年年底的不良貸款，比例為28.66%，到了1998年9月就驟然上升到31.38％。
一些海外媒體和機構甚至宣稱，中國銀行業從技術層面實際上早已破產。
退途已絕，剩下的只是一條光榮的荊棘路。
1998年1月，上海的《解放日報》記載了一件現在看來匪夷所思的事。
1月13日上午，上海申新紡織第九廠的工人們把機器上凡能拆的機配件、錠子、梭子，都一一卸下，剩了一個生鐵的主機架，然后開始敲。機架很結實、很厚，他們得用力地砸，還得輪流干，直至機器成為一堆廢鐵。緊接著，一位工人跟著裝廢鐵的車去了上海鋼鐵三廠，看著吸鐵盤把廢鐵吸起來，放進熔爐。隨后，上海申新九廠3000多工人離開了工作崗位。
這就是當年聞名全國的壓產改革第一錘。
在這一錘敲響的兩個月前，朱镕基把上海多個棉紡廠的廠長、紡織集團的副總，一一請到所住賓館，目的是聽對方算賬：如果關掉1萬紗錠，要減掉多少人，這些人如果回到社會上去再就業，要用掉多少錢；1萬紗錠上面借了多少銀行的錢，如果要還掉銀行的錢，又要如何操作……
這是人們對于1998年那場驚心動魄的改革，留存下來的最初印象。溫故而知新。對于當年那些事，周放生是格外留心的一群人中的一員。
盡管早已退休，他對自己曾親身參與的改革歷程仍記憶猶新。2016年1月7日，周放生對經濟觀察報說，“從寬泛的意義上理解，1998年中國經濟經歷的，正是一場徹徹底底的供給側改革。”當時周的身份，是原國家經貿委企業脫困辦公室副主任。
國有企業三年脫困，是時任國務院總理朱镕基1998年提出的目標。作為親歷者，周放生至今還記得，總理當年在人民大會堂講話時說，“國企三年脫困中央下決心了，如果到第三年不能完成脫困的目標要求，辭職以謝天下”。
“作為一個總理，他把自己的后路斷了。以‘壯士斷腕’的大無畏的精神推進改革。”周放生說。
軍令狀已立，不容不進。接下來的一幕幕一定會讓今人感到震撼。決策者們一次性把本溪、撫順的煤礦全關了，遼寧的全部有色金屬礦，除了一個銅礦外，也全部關閉。
三年時間，煤炭行業總計壓產4億噸，鋼鐵、有色、軍工也相繼成為壓產改革的重點行業，這一長串名單里還包括建材、制糖、石化、電力……
如果1998年的記憶只停留于此，它在中國經濟改革史上的位置不會那么重要。
1998年，朱镕基宣布費改稅，在費負高于稅負的年代，這相當于一次大規模的減稅。與此同時，他宣布啟動政府機構改革，15個部委被精兵簡政，這項冒險之舉被很多人認為是一下子闖進了兩個“地雷陣”。用今天的眼光看，這正是不折不扣的供給側改革的一部分。
就在決策者為國企甩掉包袱時，“抓大放小”策略中被放掉的那些資源，卻呈現出了別樣的活潑色彩，以至于改變了中國經濟未來的格局。
從數據上來看，改革讓當年國有企業的產值大幅度縮小，三年后比例直至不到20%。相比之下，民營企業則獲得了極快的發展，從最初的機電制造迅速切入到裝備制造，再進軍重工業制造，乃至后來的基礎設施領域，最終為中共十五大報告提出的“多種經濟成分并存”描述了一副生動圖景。
這既是偶然，又是必然。一方面，一年前的十五大，已經為民營經濟正名，稱之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另一方面，一如2016年1月，權威人士在《人民日報》所描述的那樣，“有心栽花花不發，無意插柳柳成蔭”。
邵寧在書里統計，全國6659家國有及國有控股大中型企業三年時間共計下崗分流2100多萬人。當然，由于再就業工程謀劃在先，財政補償和社保體系建設成事于后，以服務業為主的中小企業承納了一部分就業人口，整個社會經歷的動蕩并沒有人們想象得那么嚴重。
但中國經濟承受的壓力，并不輕松。啟動改革的當年上半年，經濟增速迅速下探至7%，到了前三季度，也僅比上年同期增長7.2%。要完成全年“保八”，下半年的增幅應該是9%以上。
財政開始加足馬力保駕護航。1998年，項懷誠接替劉仲藜擔任財政部部長，樓繼偉被任命為副部長。隨即，財政部發行特別國債以補充商業銀行資本金，六個月后再次增發1000億元長期國債，分兩年列入預算，此后追加到2000多億，加上配套資金高達6000億，以支持基礎建設投資。
然而，當年經濟增速回升至7.8%就止步了，“保八”承諾失之交臂。于是，第二年，朱镕基作政府工作報告時，順勢將中國的經濟增速預期調減為7%。
2000年11月，國家經貿委宣布，中國國企三年脫困目標順利完成。此前的1999年，中國剝離了1.4萬億四大國有銀行的不良貸款。此后的2001年，中國成功加入世貿組織。而從1998年到2001年，中國經濟增長率一直徘徊于“七上八下”間，通縮陰影揮之不去。
從開始去產能到現在，這是一個相當漫長的過程。
2003年，一個久違的詞匯，“過熱”重新回到人們的視野中，這一年的中國經濟同比增長了9.1%。官方確認，中國進入了一個新增長周期的上升階段。
歷史翻開了新的一頁。
經濟觀察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