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五”和“十一五”均提出過增長方式轉變，但執行未有很大進展。“有人說，且行且改善。我們搞理論研究的不希望這樣。”
     “十三五”顯然是把重點放在了依靠效率、全要素生產率提高上，而非強調“三駕馬車”、數量性擴張的分析框架。不過從歷史上的五年規劃執行情況和目前面臨的阻力來看，形勢并不樂觀。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經濟學家吳敬璉11月3日在北京表達了上述觀點。
　　他表示，“十三五”提出了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項發展理念，其中將創新放在第一位，明確了創新在國家發展全局中的核心位置，要求加快形成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體制機制和發展方式。
　　
從“九五”到“十三五”
　　
    轉變發展方式的提法出現已有整整20年，吳敬璉說，最先是在1995年第九個五年計劃中提出，當時的“建議”提出，要實現兩個根本轉變，一是從粗放、依靠投資的發展方式轉向集約、依靠效率提高的增長方式。二是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體制。
　　“任務沒有實現，其原因在2005年制訂‘十一五’時總結過”，當時引用了2003年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的“經濟發展存在體制性障礙”的說法，吳敬璉表示，“（障礙）最主要的是，政府掌握太多配置資源的權力”，且各級政府都把GDP增長作為自己政績的主要表現，將手中的權力、資源大量用于高增長。吳稱，此后“十一五”提出，要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建立有利于創新、創業的體制，包括科研、教育、法制等方面。
　　“不過執行并沒有取得大的進步。”
    在“十一五”的最后一年，前國家主席胡錦濤在號召研究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后提出，“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刻不容緩”。當時一些經濟學家推薦采取的做法是，在穩住大局，保證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條件下，把主要精力放在切實推進改革上，消除體制性障礙。
　　
四大阻力
　　
    “十八次三中全會的決定看來是站在改革這邊。”吳敬璉說，但執行上，存在很多阻力和障礙，大體包括 四個方面。
　　一是意識形態。“雖然鄧小平的思想受到許多人的擁護，但是蘇聯式的制度和其反映的意識形態不但對我們這一代人有影響，恐怕對下面幾代人仍然有很強影響。雖然現在物質利益比起意識形態更為重要，但是有既得利益的人可以打著意識形態的旗號來灌輸他們那套。當然，主要是利益問題。”
　　二是既得利益的阻力，這造成的廣泛尋租現象一定會扭曲市場化、法制化。吳敬璉稱，從這幾年的反腐中可以看到，社會上有錢、有權的力量很有威脅。
　　三是不利于改革的經濟環境，“改革一般需要寬松的環境，現在（的環境）很緊。”
　　四是技術性問題，“現代市場經濟體系非常復雜，要求的專業素養和操作藝術非常高。”
　　
股市與國企之痛
　　
    吳敬璉認為，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的兩年，改革方面有一些好消息，但是不足之處還很多，還仍需要官方和大眾的共同努力。
　　首先是簡政放權，這方面取得相當進步，他說，特別是將其與對外開放相銜接，將負面清單用到國內改革上，提出三年內在全國全面實施。“當然，通過上海自貿區看到，由于一些中央部委不愿意放權，負面清單還是很長。”
　　不過他提醒，一定要注意，2002年時搞過一次審批制度改革，取消了幾百項審批，但是2004年后，全面恢復，而且比原來還厲害。這方面的改革需要制度化。
　　在金融改革方面，吳敬璉認為利率、匯率市場化方面的進展都不錯，但是其他一些方面進展較慢。他以股市為例稱，股市方面改革最重要的是監管方式的改革，證監會前副主席高西慶曾表示證監會監管的最大問題是監管路線問題。
　　股市最主要的問題是信息不對稱，吳敬璉說，因此最為主要的是事中監管，要求嚴格披露。審批制的做法不僅造成很大尋租空間，而且扭曲市場。
　　這一問題在2000年周小川當證監會主席時試了一下，沒有展開，吳敬璉說，后來郭樹清當證監會主席時有一個“百日維新”，開了個頭，沒有進行下去就走了。最新的審批制改革因為股市波動暫停了，“今年肯定出臺不了了，明年會怎么樣?
”
　　吳敬璉最后表示，“我自己覺得很重要、又很難的，是國企改革。” 中央正在陸續公布國企改革1+N的文件，“但是過去存在爭論的問題并沒有完全理清”。
　　吳敬璉曾做過不止一家國企的獨立董事。他表示，在大國企中，無論是民營股東還是獨立董事，都沒有什么發言權。他回憶稱，在他擔任中國聯通獨立董事期間，突然有一天“轉圈了”——該公司的CEO換成了“電信三巨頭”中另一家的CEO。“中國聯通是在香港上市的，CEO的任職合同規定，退職三年內是不能在競爭對手任職的。”
　　在他看來，進入國企缺乏發言權就給混合所有制帶來問題，民資會不愿意進，要進入的必須是最賺錢的國企，比如中石化——沒有發言權但回報高。但是又會有人說，憑什么最賺錢的就給私人資本家？“所以（我）不知道。有人說，且行且改善。我們搞理論研究的不希望這樣。”吳敬璉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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