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焦點眾議小編想和諸位看官從“中國慈善第一人”、全國政協委員、福耀集團董事長、“中國玻璃大王”曹德旺說起。

   近日，曹德旺接受第一財經專訪的一段視頻在網絡上廣為傳播。他在采訪中細數了中美制造業的成本差異，“在美國，能源、電價是中國的一半，天然氣只有中國的1/5，藍領工資價格是中國的8倍，白領工資價格是中國的2倍多。”

    在企業稅負方面，曹德旺坦言，“美國沒有增值稅，只有所得稅40%，你賺到錢，繳納所得稅35%，再加地方稅、保險費其他的這些5個百分點就是40%，中國制造業的綜合稅負比美國高35%，我們比較了國際上，全球最高的在這里(中國)。”

    曹德旺的一席話觸動了中國民營企業的痛點，是高稅負逼走了以曹德旺為代表的中國民營企業嗎?

    剛剛閉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確定明年的重點工作時，將“著力振興實體經濟”列為2017年重點工作之一。而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后，決心要把美國重新打造成“世界工廠”，以低稅收和優惠政策吸引制造業回歸。曾經讓中國引以為傲的“制造大國”的前景正面臨嚴峻挑戰。

    按照曹德旺所說，中國除了勞動力價格低于美國，已無其他優勢。

    曹德旺“跑”了，福耀玻璃投資6億美元在美國俄亥俄州建設了全球最大的汽車玻璃單體工廠;“江南化纖”投資4500萬美元在美國南卡羅萊納州辦廠;山東太陽紙業將投資超過10億美元在美國阿肯色州建廠……

    今天小編和大家一起來看看中國企業的稅負到底重不重?營改增能為企業減負嗎？到底怎樣才能留住民企老板們那顆要走的心?

中國稅負重不重?

    中國現在的民營企業產值已經占到GDP的60%以及稅收的一半以上，占就業比例達到80%，可以說是中國經濟的中流砥柱。今年上半年，天津財經大學李煒光教授率領課題組對民營企業家稅費負擔進行了調研。調查發現，87%的企業家認為稅收負擔很重和較重，死亡稅率問題值得重視。

   【李煒光】：我國企業的實際稅費負擔率應該在接近40%的水平上。40%或30%的稅負對企業意味著什么呢?意味著死亡，或可以叫“死亡稅率”。因為在我國，除新興行業以及金融等領域外，大部分企業的利潤率都不到10%，30%~40%的稅費負擔足可以導致大多數東部沿海加工業企業處于困境之中，甚至虧損倒閉。

   如果用世界銀行世界發展指標中的“總稅率”指標來衡量我國企業所承擔的稅負(總稅率是指企業的稅費和強制繳費占商業利潤的比例)，2013年，我國企業總稅率為68.7 %，不僅明顯高于發達國家，也顯著高于發展中國家泰國和南非，僅略低于巴西。這之后的2014年和2015年，中國繼續維持在68.5%和67.8%的高水平上。在如此重的稅收下，中國的制造業企業活著已經不容易，談何創新和轉型?

   【中央黨校教授周天勇】：中國自身非常大的問題就是宏觀稅負率太高，1995年宏觀稅負率只有16.5%，2000年也只有21%，2005年26%，2010年一下子干到36%了，2015宏觀稅負率36.9%將近37%了。中國制造業“內有死亡稅率，死亡成本，房地產的夾擊，形勢堪憂”。

   【杭州娃哈哈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宗慶后】：實體經濟稅費比較高，各方面成本比較高，利潤率很低也很辛苦，導致生存不下去，很多人不愿意干實體經濟。最近我們一天到晚說降低稅費改革，我們最近也匯總了一下，今年的費跟去年的費(相比)沒有任何下降，而且有的費還增加了，特別是環保經費增加太多。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所所長鄭永年】：過重的稅賦和社會負擔使得中國企業的生產成本過高。中國現在只是一個中等收入國家(人均國民所得7800美元)，但生產成本幾乎已經趕上發達經濟體(包括人均國民所得5萬多美元的美國)，在一些產業甚至高于發達經濟體。這種現象繼續下去，很難促成經濟可持續的發展。

僅僅是稅率過高這么簡單?

   根據李煒光教授的調研，企業家認為稅負最不合理的首先是征稅程序不規范，其次是該稅的稅制設計本身不合理，再次是稅率太高，最后是稅收不容易轉嫁。

   【財政部副部長劉昆】：一是企業認為當前稅費規則體系比較復雜，制度履行成本比較高;二是行政性收費需要進一步清理，稅收政策需要進一步落地;三是一些優惠政策的可達性不是很高，有些政策不能直接讓企業有比較好的獲得感，還需要對政策做一些調整;四是“營改增”等改革確實對國家、企業的管理水平要求比較高，有些企業因為自身管理沒有跟上，抵扣鏈條又不完整，這種情況下企業操作比較困難。

   企業家對稅負的不合理的感受不僅僅是說我交的稅太多，而是更深層次的征收程序和稅制設計，這表明企業家多是認為稅收的游戲規則有問題。除此之外，民營企業和國有企業在實際操作中也受到了不公平待遇。

   【企業家林鵬】：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存在很大的不平等。國有企業的最終投資者是代表政府管理國有資產的各級國資委或其他國資管理部門，始終是一個法人，因此在各級國有企業經營活動形成的利潤以及利潤分配，只涉及25%的企業所得稅;而民營企業最終的投資人必然是自然人，而他所投資的企業是法人，因此在民營企業家投資企業的經營活動中，企業作為法人實體形成的利潤首先要按25%的稅率繳納企業所得稅，而繳納了企業所得稅以后的利潤無論是自然人企業家用于再投資還是分配，還需繳納20%的個人所得稅。企業家最終獲取的利潤實際需要承擔40%的稅負。

營改增能為企業減負?

    【中央財經大學稅務學院教授蔡昌】：營改增從5月1日開始已經半年時間了，是1994年分稅制以來最深刻的一次稅制改革，而且這次稅制改革的四個目的是消除重復征稅，減輕企業稅負，調整產業結構，完善稅收制度。

   【企業家林鵬】：增值稅得以成立的前提是可以抵扣，也就是抵扣權優先。只要我真實購進了商品和服務，其中所包含的增值稅就應該予以抵扣。可是我們的增值稅自實施以來，一直是以“增值稅專用發票”作為抵扣權前提。也就是說我們只有取得增值稅專用發票才能抵扣增值稅的進項稅額，可是實際中，我們有很多業務無法或者難以取得增值稅專用發票，比如員工工資，因此導致企業稅負加大。

   【上海財經大學中國公共財政研究院副教授安志勇】：實施“營改增”，因為減少了重復征稅，短期內確實會減輕企業負擔。但全面推開“營改增”作為當前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一項重要舉措，對其評估的重點不應放在其短期的減稅效應上，而應放在其對產業結構調整、經濟轉型升級的影響上。

   即便營改增在數學計算上有減稅的效果，但是在實際當中很可能因為來自上游的發票往往不可獲得等原因，使營改增為企業減負的目標難以完全落實。

如何從稅收角度留住民企?

   【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馬云】：今天的小微企業，很多會成為未來的納稅主體。這些企業給他們一些陽光就能夠燦爛，對他們的稅收優惠應該繼續擴大。

   【宗慶后】：實體經濟對國家貢獻很大，現在應該休養生息一段時間，要少收點稅、取消點費，一個國家沒有實體經濟，國家想要富強，我想不可能。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劉戈】：間接稅為主的稅收體制是抑制民間投資的重要因素，直接稅更加符合稅負公平和量能納稅的原則，對于社會財富的再分配和社會保障的滿足具有特殊的調節職能作用。直接稅采用累進結構，根據企業利潤和私人所得的多少決定其負擔水平;同時，直接稅累進稅率的采用，政府可以更精準的實現對創業的鼓勵和對企業研發和創新的扶持。

   【鄭永年】：對企業要減稅，減稅才能擴大企業的投資動機，而企業的經濟活動的擴大表明稅基的擴大。同時，合理的稅賦水平為企業家提供不逃稅、不做假的動機。今天中國企業的社會負擔，也就是“五稅一金”實在太重。和過重的稅賦一樣，過重的社會負擔也促使大企業作假、逃避社保，甚至在感覺不安全的情況下轉移財產。

   【財政部副部長史耀斌】：下一步要完善增值稅改革，現有的4檔增值稅率需要簡并。17%制造業增值稅稅率雖然高，但同時進項抵扣也較多，因此并不意味著稅負一定高，未來是否降低還需要統籌研究。

第一財經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