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大選過后，其制造業回流的問題引起了世界的關注，進而引起中國反思制造業的發展前景及稅收負擔問題。顯然，對于制造業及任何一個行業而言，稅收負擔的降低必然有利于其資本的積累、設備的更新、技術的研發以及可持續性發展，多項研究已充分印證了這樣的結論。

　　從近年來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舉措看，其實施的積極財政政策主要包括兩個部分：減稅及發債，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采用“營改增”作為主要的抓手，充分體現出其“減稅”的政策導向，以期達到促進經濟發展的目標。所以，從“減稅”的角度看，政策的導向與民眾的訴求應該是一致的。

　　然而，關于中國的稅收負擔高低一直有爭論，筆者認為，其關鍵問題在于統計口徑的不一致。換言之，不同統計口徑的數據并不具有可比性。有的采用宏觀稅負來統計，而有的采用微觀稅負來比較。筆者認為，就研究具體的企業稅收負擔而言，采用微觀稅負的口徑更為客觀。總體而言，中國企業的核心稅收負擔包括三部分：增值稅、企業所得稅、小稅種及行政性規費。

　　增值稅負擔

　　運用微觀稅負進行比較，也存在口徑不一的問題。以增值稅為例，目前一些統計數據均用絕對值進行比較，也就是增值稅的應納稅額。事實上，筆者認為增值稅的應納稅額僅反映了一個企業當期銷項稅額與進項稅額間的差額，并非企業的增值稅稅負。

　　舉個例子，一個企業的銷項稅額為100元，進項稅額為80元，但假設這個企業的銷項稅額并未能轉嫁出去，由其自身負擔，則實際上該企業現金流出了180元，而應納稅額僅反映為20元，所以其根本無法反映出企業的現實稅收負擔。

　　同樣，按以上的案例，假設其銷項稅額可以轉嫁出去，而進項沒有取得增值稅專項發票進行抵扣，則應納稅額為100元，但事實上其實際負擔的僅為80元，因為那100元的銷項雖然繳納給稅務機關了，但并非其負擔的，而80元的進項因為無法抵扣了，則是該企業實際承擔的成本。

　　因此，雖然從經合組織（OECD）關于增值稅的闡述看，其并不認為增值稅負擔應落到企業的層面，而應落到最終消費者，但由于增值稅稅制及市場的復雜性，其應納稅額可能無法體現出企業的稅收負擔。筆者認為，增值稅的負擔應包括：無法轉嫁的銷項稅額+無法抵扣的進項稅額。

　　當然，在此比較美國與中國的流轉稅負也應更為全面。首先美國雖然沒有增值稅，但其是有零售稅的。零售稅并非在企業層面征收，而是在最終的零售環節征收，這樣就可能導致從企業層面去統計增值稅負擔的話，美國的企業承擔了更少的流轉稅。但從社會的總體看，美國的流轉稅未必比中國的稅收負擔低，而從企業的層面去看，確實是其更低。當然，稅率的總體降低必然會降低增值稅的稅收負擔，因為最終的消費者稅率低則自然最終環節體現出來的稅負也是低的。可是，也必須清醒地認識到，世界流轉稅的發展趨勢是一般消費課稅（增值稅、貨勞稅）的標準稅率在不斷提高，而特定消費課稅（特種消費稅）的稅額在下降。

　　中國目前的增值稅標準稅率并不高于OECD國家的平均水平，所以下降的空間很小，因為增值稅標準稅率的提高直接反映出來的是世界各國的財政資金都在擴大規模。筆者認為我國增值稅稅率的差異化問題比標準稅率的高低更為嚴重，因為差異化的稅率必然導致抵扣鏈條的斷裂，就如前文所提到的，無法轉嫁的銷項稅額以及無法抵扣的進項稅額，才是真實的企業稅收負擔。

　　企業所得稅負擔

　　企業所得稅顧名思義是對所得的征稅，也就是指當企業的應納稅所得額（稅基）小于0時是不需要繳納企業所得稅的。雖然企業的利潤并不完全等同于企業所得稅的應納稅額，但這兩者是接近的，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一個企業沒有盈利就不應該繳納企業所得稅，更別談稅負的問題了。

　　但是，我國企業所得稅自2008年立法以來，在具體的執行過程中，依然有些企業或地方稅務機關偏好于采用核定征收法，這就導致了目前企業認為其企業所得稅負高的問題。因為，假設采用核定征收法，即意味著無論這個企業是否盈利，其均需采用營業收入作為稅基去征收企業所得稅，自然就會出現虧損企業也要征收企業所得稅的情況。關于這個問題，筆者認為十分嚴重，據調研有些地區甚至一個行業近80%的企業采用核定征收法。

　　核定征收企業所得稅還有個嚴重的問題，在于其會惡化企業的財務狀況，特別在營業稅環境下，假設企業所得稅也采用核定征收，則企業對于成本的管理會較為寬松，為了規避稅收，一些進項發票是不會開具的，最終企業的賬目及稅收管理均產生隱患。

　　此次增值稅改革，無形中是促進了企業所得稅征管的改革，當企業的成本進項均十分規范并具有完稅信息時，其自然會主動要求采用查賬征收的方法，最終改善企業的財務狀況，有利于企業的可持續發展。

　　小稅種及行政規費的負擔

　　我國的稅與費是不同的，稅主要由稅務機關征收，而費由一些行政職能部門來征收。雖然目前有些費也由稅務機關代征，但并不能改變費在本質上與稅的屬性不同。隨著2020年我國爭取完成所有的稅種立法，未來稅應該具有更高的法律效力及盡可能杜絕任意對稅收的調整。但是，無論是稅還是費，其本質上均構成了企業的現實負擔，因此，在稅費的設置上，有一個基本的原則應該實現，即盡可能避免同一涉稅事項涉及多個稅種，同一事項要么征稅，要么征費，又征稅又征費企業自然就承受不了。

　　筆者在調研中發現，企業的行政規費是筆不小的負擔，并且“清費立稅”由于涉及許多部門及地方的利益，困難重重。即使中央在大力推動這項工作，但結果并不樂觀，近年來，行政性規費依然具有增長的趨勢。顯然，要降低企業的負擔，恐怕僅從稅上做文章是不夠的，還要多找找“費”上的原因。

　　除了“費”以外，一些小稅種的問題也不容忽視，以印花稅為例，增值稅鼓勵專業化分工，抵扣鏈條完整了以期降低稅負，但一旦專業化分工，外包會產生經濟合同，就有可能增加印花稅。又例如，專業的勞務外包會由于抵扣了而降低增值稅，但假設一個勞務外包的公司屬同一集團內部，便會止步不前。因為假設成立一家專業的勞務外包公司，營業收入要繳納城市維護建設稅及教育費附加，還有其他的行政性規費，最后算一筆總賬，會發現還不如不外包直接在企業內部發放工資合適。因此，在增值稅及企業所得稅努力降負的前提下，小稅種及行政性規費也不能拖后腿，否則即使兩大稅種總額大幅下降，企業也依然會覺得自身負擔重。

　　企業應如何度過寒冬

　　企業是經濟中的核心組成部分，在中國還是最為核心的稅源，因此企業的盈利與發展，對于征納雙方來說均為共贏的格局，在這一點上雙方應看到利益的一致性。筆者認為，從稅收環境看，有三個問題應該引起重視：

　　一是企業的稅收公平問題。目前由于市場、法制及征管三個方面均在完善的過程中，并不能保證每個企業在征稅上是完全平等的。有的企業依法納稅，而有的企業偷稅漏稅，自然交稅的企業稅負痛感指數很高，因為其不僅僅是稅收的問題，而是生存的問題，一個交稅的企業與一個不交稅的企業完全無法競爭，因為彼此的成本是不一的。關于這一點，國稅總局已在通過“互聯網+征稅”等手段去改善征稅的效率，特別近期還將推出金融賬戶信息的盡職調查，以推動收入的合法性及完稅。

　　可是，也應看到有效征稅是一個世界性的難題，OECD的許多國家有效征稅率還達不到一半，特別是電子商務、數字經濟等的快速發展，其征稅的難度顯然比實體經濟要高，所以制造業作為實體經濟的核心而言，其稅負痛感指數高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一個偷稅漏稅的企業，是不會在公開場合去反映其成就感的，而一個實實在在納了稅的老實人自然會有一肚子的苦水。

　　二是企業沒有有效運用稅收政策。

　　前段時間，筆者調研時接觸到一家制造業，其今年擬購進一棟價值幾千萬元的不動產，可是并不十分了解不動產的抵扣政策，筆者提醒其通過合法途徑取得增值稅專用發票抵扣是關鍵，仔細算下來這一個事項便可節省好幾百萬元的稅金。又例如有家企業下屬有一個融資租賃公司，筆者告訴其應該充分利用融資租賃平臺，一方面主業可獲得增值稅進項稅額抵扣，另一方面財務杠桿可以通過融資租賃平臺進行扣除，企業才恍然大悟。重組的問題就更為嚴重，百分百控制的母子企業之間資產劃轉時劃出方增值部分不需繳稅，而接收方僅需就賬面價值繼續提折舊，這個政策要用好了，給企業降低的稅少則幾百上千萬元，多則上億元。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筆者由于工作關系長期接觸企業，發現大型的央企或省屬國企尚無法完整地利用各項稅收政策，中小企業就更是一片茫然。

　　所以，建議企業應該重視對高端稅務人才的培養，未來資金及稅務應成為企業價值創造的兩項源泉之一。

　　三是稅收政策的引導功能。稅收政策原本便是宏觀經濟決策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在任何一個國家均具有政策引導的功能，鼓勵的加以減稅，抑制的加以重稅，因此，企業必須充分認識到這一點，調整其產業結構及商業模式以適應這樣的政策導向。當然，每個國家在不同的時期，其政策導向是不一的，因此稅收政策也是不一的。從更開放的角度看，未來企業的平臺應該是世界的，甚至是無國界的，國與國之間在競爭與協調中達到資源配置的更高效率，這也是增進人類社會福利的必然之路，國際貿易如此，國際稅收亦然。

　　
第一財經日報（作者系北京國家會計學院財稅政策與應用研究所所長）